《上海观剧杂记》。
顷阅《陈伯吹书信集》，内收一封陈伯吹1988年3月18日致姜德明札，摘录如下：
德明同志：您好！手札诵悉。承询关于“《上海观剧杂记》一书及其著者张冰独”事，时隔四十多年，已记忆不起来了，特别是在“十年灾难”中，抄家时上万册藏书被从三层楼上抛下三辆大卡车内，装载西去。此书若在，或能睹物思索，回忆一二奉告。此书既在上海出版，不知是哪家出版？至于作者姓名，又不知是否是“张炳铎”的谐音？总之：我也模糊了。这位作者让我作序以后，即无来往，所以印象浅极。辱承垂询，竟无以报，良深歉愧！请谅之。专此复奉，顺致敬礼！
2023年去世的姜德明是当世公认的藏书大家，庋藏中尤以五四新文学书刊为夥，信中提及的《上海观剧杂记》大概率也是他的藏书之一。姜德明生前在购书、藏书、读书之余，发表过大量的书话与随笔著作，不过未见有对《上海观剧杂记》一书的介绍。
《上海观剧杂记》，张冰独著，1946年由中华文化出版公司印行，印数5000册，正文前有陈伯吹1944年4月写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的序言一篇，是故姜德明才会向陈伯吹去函询问这部书及其作者的情况。不过当时已耄耋之年的陈伯吹已将此人事遗忘，张冰独成了陈伯吹记忆里的“失踪者”。
为了弄清二人关系，好奇的我于是找来《上海观剧杂记》一书，此书收录了张冰独对姚克、费穆、沈西苓、周贻白、洪深、李健吾等人戏剧作品的评论，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陈伯吹的序文不长，主要谈了他在抗战时期精神生活的匮乏：
好久不见冰独兄，突然接读自桂林寄来的他的《上海观剧杂记》，很高兴地一口气读完。……我对于戏剧是爱好的，但是近年来久违了，就像《风雪夜归人》《杏花春雨江南》《清明前后》等，在重庆上演的时候，据说都轰动一时，而且得到观众好评的，惜乎渝、碚相距八十余公里，虽然并不远，然而“蜀道难”，终于不得一睹，时引为憾。……冰独兄要我写序文，我是一个戏剧的欣赏者，不是批评者，不知怎么写才好，就这么写一点实感来交代罢。
这表明二人先前就已相熟。另，张冰独在此书后记里说：“如今胜利归来，侥幸还剩下寄在陈伯吹先生处的几篇残稿，不禁激起强烈的喜悦。”也可证明二人实际早有往来。
陈伯吹以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闻名于世，他是江苏省宝山县（今属上海）人，早年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为补贴家用开始写作诗歌、小说等文艺作品，1930年毕业后进入北新书局担任编辑，我推测陈伯吹就是在此前后与张冰独结识。通过查阅民国期刊文献，我在张冰独《何家影之死：悼亡友顾君南琳》（载《中国电影画报》1941年第4期）一文中找到了确证：
我与金富相识，如今算来恰恰十年，那时我们正办一个“日出文艺社”，当时出版的“一叶旬刊”，除了赵景深，李三郎，徐学文，陈伯吹，顾诗灵，赵南柔，周乐山等几位担任撰稿外，金富也是个非常努力投稿的一人，不久，我们在沪西公社开会，那天在大雨中挤满一堂，我被推为主席，而担任记录的便是文渊和金富。那正是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事。
文中的“金富”原名顾金富，是张冰独早期的文友之一，他一度改名为顾南琳，编辑过《家庭良友》《孤岛妇女》《苏州公报》等杂志，后经张冰独推荐，化名何家影担任《晶报》电影版编辑，1940年因“工作辛劳过度酿成痨瘵而死”。在悼念旧友的文章里，张冰独回忆了十年前与一众文友创办文艺刊物的情景，陈伯吹就是当年的撰稿人之一。
抗战爆发后，陈伯吹最初留在上海，1942年经过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介绍，前往四川北碚国立编译馆任职。1944年，身在桂林的张冰独编成《上海观剧杂记》一书，寄给文友陈伯吹索序，陈伯吹欣然应命。1949年后，陈伯吹全情投入儿童文学事业，先后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等要职，写作出版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，再加上陈伯吹致姜德明信中所言，张冰独“让我作序以后，即无来往”。因此，晚年陈伯吹对这位故人的遗忘，倒也似乎在情理之中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界对张冰独此人知之甚少，以至于姜德明还要专门向陈伯吹打听求教。而今天只要稍事检索，不难发现关于其生平经历的文献资料，如周允中《张冰独谈苏青》《“老克勒”张冰独往事》、胡根喜《张冰独：南京路的“宣传部长”》等，这两位作者的文章都在2000年之后发表，内容来自对张冰独本人的采访，应较可靠。
张冰独1915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县（今属上海），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于上海各大剧场、影院、舞厅等娱乐场所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知名的报人、影评人，曾捧红过李丽华、上官云珠等影星。1937年上海沦陷后，张冰独留在“孤岛”继续从事电影评论工作，1941年底因采访保卫四行仓库的“八百壮士”之一、抗日英雄谢晋元，被日本宪兵队以“赤色文化人”罪名逮捕，关押两个半月后释放。张冰独出狱后南下，辗转福建南平、江西赣州、广西桂林、重庆等地，一直在国民党系统内任职。抗战胜利后，张冰独成为接收上海的文化特派员，1946年又飞赴台湾工作，一个月后返回上海，被国民党政权委任主管粮食事务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张冰独被新政权短暂留用，随后于“镇反运动”中被劳改，具体来说参与淮河、黄河的治理工程，后来作为“可使用的犯人”长期在安徽工作，1975年被特赦，1987年回到上海，在上海粮食局干部的岗位上退休，具体去世时间不详。
无论个人成就还是政治资本，张冰独显然都无法与陈伯吹相提并论。回看他一生的风云际遇，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无疑是从事文艺活动的青年时代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自传《1966-1970：暗淡岁月》中也提及他父亲与张冰独一起办文艺社团的经历：
父亲还是在办小报时掉进了陷阱。也是交友不慎，他结识了一个小报记者张冰独。据说这个人正在筹划一个文艺社团，拉拢了一批艺术家，我父亲也在内。结果社团还未办起来，张冰独已经被日本宪兵抓去了，还牵连了一批朋友，父亲因此被逮捕。经审查后，被保释出来，从此父亲就远离文艺领域，转到餐饮行业去了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张冰独当年在上海滩横跨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娱乐等多个领域，可谓八面玲珑，扮演的角色恐非一个“小报记者”的头衔所能概括。除《上海观剧杂记》这本戏剧评论集外，如今在民国期刊数据库中搜索张冰独的名字，还能够找到不少他发表过的电影评论。
例如，1937年上海沦陷后，大量投机资金涌入租界，催生了大批媚俗逐利的神怪电影，张冰独发表《机会万岁——一申电影教育尊严》（载《旬报》1938年第1卷第1期），批评当时电影界盛行的“投机主义”，直言其毒害“不让于读经之‘亲善’教育”。《八一三后的上海电影》（载《新时代》1939年第3期）一文概述了“孤岛”时期上海电影界的新变化，总结出人才缺乏、自由剥削、市场狭小、成本昂贵、环境困顿等五大“苦闷”。《向上海电影界建议：谈国产电影倾向问题》（载1940年《上海生活》第4卷第1期）呼吁作为商品的电影还应承担起社会伦理教育的职责。但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，日军侵入租界，张冰独在《女声》这本日伪统辖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，不仅为日伪成立的电影公司“中联”（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）出品的电影卖力宣传，而且流露出当时日军着力构建的反英美的“大东亚共荣”思想。前些年，国内翻译出版了旅日学者晏妮的著作《中日电影关系史：1920—1945》，揭示出沦陷时期中日电影人介于“抵抗”与“附逆”之间的矛盾纠缠。从张冰独在沦陷区发表的一系列电影评论和后来的表现来看，他同样是徘徊于“灰色”地带的一例个案。
钱冠宇
责编 刘小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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