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哈合拍电影《音乐家》展现了冼星海在异国他乡的艰辛岁月与音乐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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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亚飞
在冼星海诞辰12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，重读这位“人民的音乐家”，不仅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回顾，更是对一种精神谱系的深度激活。所谓“星海精神”——不屈不挠、人民至上、敢为人先、海纳百川，并非抽象的口号，而是贯穿其生命实践与艺术创作的核心脉络。
冼星海的家国情怀轨迹主要有以下四个时期。一是岭南启蒙期（1905—1929）。生于广东疍家船户的底层经历，使冼星海早期作品如《顶硬上》吸收了粤地劳工号子元素，以方言歌词展现底层人民的坚韧，这种对民间疾苦的感知成为其家国意识的底色。二是巴黎淬炼期（1930—1935）。赴法留学期间，他创作的《风》运用印象派和声却饱含游子思乡之情，获巴黎音乐学院荣誉奖时直言“要写祖国需要的音乐”，艺术视野的国际化反而强化了文化认同。三是延安转型期（1939—1940）。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期间，他系统采集陕北民歌，创作手法发生质的飞跃。如《黄河大合唱》将船工号子《黄河船夫曲》发展为多乐章交响合唱，其中《保卫黄河》的卡农手法象征全民抗战的此起彼伏。四是国际传播期（1940—1945）。他在苏联期间创作的《中国狂想曲》将《五月鲜》等民歌主题与交响乐结合，通过共产国际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精神。
冼星海的抗战音乐作品具有如下鲜明特色：一是音乐语言的民族性创新。如他在《生产大合唱》中创造性地将陕北秧歌与进行曲结合，开创“劳动合唱”新体裁；《到敌人后方去》运用五声音阶的动机发展，模拟游击战的机动灵活；首创“朗诵调”，如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将说唱传统融入西洋清唱剧。二是大众音乐传播的实践智慧。在延安缺乏乐器的条件下，创造性地采用“口琴队+打击乐”的简易演出形式，使《牺盟大合唱》能在战地现场演出。据延安鲁艺学员回忆，冼星海曾用煤油桶制作低音乐器，体现其创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实践精神。
20世纪40年代初，冼星海回国受阻，辗转流落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。在他举目无亲、贫病交加之际，遇到了当地音乐家拜卡达莫夫。拜卡达莫夫向冼星海伸出援助之手，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期间及其创作成果，不仅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独特篇章，对于今日“一带一路”文化交流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。例如，他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，创作出交响史诗《阿曼盖尔德》。今天的阿拉木图还有冼星海大街和冼星海纪念碑，纪念碑的荷花造型颇具深意：荷花根植于淤泥而绽放高雅，恰似冼星海的艺术在战火困顿中得到升华。
重读冼星海，本质是重读一种“破壁精神”：打破艺术与大众的壁垒、个人与时代的藩篱、本土与世界的隔阂。星海精神从未远去，它已在当代社会扎根为一种行动哲学——以创新回应变革，以韧性直面挑战，以包容消弭对立，以人民性锚定价值。“滔滔黄河浪”承载的民族魂，终将在新时代奔涌向前。
（受访者系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）
南方日报记者 王涵琦 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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